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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教科书、公文所采用的字体，你会想到什么？相信在台湾社会长大的朋友，首先想到的必然是「标楷体」。
近年来，「标楷体」常给人老派、古板的印象。这或许和楷书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关。在书法的「篆、隶、草、行、楷」五体中，楷书虽然是最晚发展的，历史却可追自三世纪的楷书吏[1]，距今也有一千多年了。
古典的楷书风格，就这样在时间洪流里被历代帝王、官吏、文人所书写，历经了无数次造型细节转换，并搭载著书写、木印、石印、铅印、照相排版、电脑印刷等科技进展，才成为我们眼前所见的「标楷体」。
相比于楷书的深厚传统，「标楷体」其实相当年轻，在 1991 年，教育部委托华康字型公司（今：威锋数位）制作「标楷体」，并于 1994 年 7 月正式出版，距今 20 余年而已。做一套古典的字体必然有所本，就技术面来说，它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「标准楷体」。
关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上海
上海自租界成立以来，逐渐成为国际性大都会。贸易、金融的持续进步，以及异国文化间的频繁交流，都让上海充满魅力与生机。日本作家村松梢风（ 1889 － 1961 ）甚至以「魔都」一词形容上海（《魔都》，小西书店， 1924 ），描述上海的华丽与纸醉金迷。
这种蓬勃发展的趋势，也带动了文化出版业的盛行。 1880 年代，在英美国际租界的部分区域中，逐渐聚集许多零售书店、行业协会、印刷批发商、文具商、书法家、画家等，鼎盛时期有高达 300 个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、书店。随着这种人文荟萃的气息越发兴盛，在 1920 到 1930 年代，人们便替这个区域取了专属它的名字－「文化街」。 [2]
这样的文化氛围，也带动了字体设计界的欣欣向荣。
字体界概况－以楷体为核心
单是「楷书体」，从目前看到的记载中，便可见到九种字模。
- 最早是 1909 年，商务印书馆创设二号「楷书体」（钮君毅书，徐锡祥刻）；
- 1929 年，林鹤钦设立艺文印刷局，创制「艺文正楷字」（周辑之书，张镛全刻）；
- 30 年代德人商业印刷所，购入唐海平字样创「楷书字」（朱荣寿刻）；
- 1930 年郑午昌创办汉文正楷印书局，3 年后推出「汉文正楷」（高云腾书，朱云寿、陆品生等刻）；
- 1934 年华丰印刷铸字所，创设「颜体楷书字」（吴铁珊书，巢德椿、诸赓涛等刻）；
- 1935 年汉云铸字字模厂，也刻制了一套类似汉文正楷印书局的「楷书体」（高云腾书，张开景刻）；
至中日战争开打、连基本的温饱都不容易了，还有 30 年代晚期的「华文正楷」（世界书局陈履坦书，周焕斌刻），其刻字人周焕斌甚至在 1940 年创立华文铜模铸字厂； 1944 年求古斋，也创设「正楷字」（张启俊书，张忠刻）。
从这九套楷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时代对于楷书的需求是相当大的，这些活字不仅在中国流通，也外销到日本，更是今日「标楷体」的前身！ [3]
关于大量产制楷体字的原因，学者周博的研究或许可提供侧面资料。他以蒋中正、郑午昌及「汉文正楷」的关系作论述，认为汉文正楷的字体设计与民族国家意识有关。
汉文正楷印书局创办人郑午昌，在给蒋介石的信函中，力促国家将楷书持续设为标准书体。他强调楷书具有渊远流长的精美传统，认为是俗工不懂，才会制出如「老宋体」这种死板的产物，甚至认为「老宋体」这种字早已被日本人所用，称为「明体」，和日本人的既有字体已无法二分，再继续使用只会危害中国的民族精神。
这 种饱含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方式，反映出郑午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的担忧。而当时中日双方紧张的政局，以及蒋中正于新生活运动中提倡中国「固有之精神」与「固有之美德」，更让他把楷体和民族意识相互桥接了。
因此，这种楷体的盛行现象，或可说是时代心灵的反映。折射出时人对既有传统逐渐消逝的焦虑，以及越趋低落的民族自信。 [4]
当时，怎样叫做「标准楷体」呢？
只是，楷体的用途相当多元，举凡商标、内文等各式印刷品，都可以用楷体，怎样算是「标准楷体」呢？将目光聚焦于教科书，约略可以嗅出今日「标楷体」的母型。
下图是 1908 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堂《国文教科书》第三册，可以看到字体的结构方正，线条粗细对比强烈。像「刷」字右侧的两笔竖划，一细一粗，差异相当明显。另外像捺笔的刻意拉长，如「胰」字、以及锋利的挑笔，如「抹」字，也是这套字的特色。
这些充满力度的笔划，让这套楷体特色鲜明。有趣的是，书中的字体似乎没有一定的「标准」，像两个「皂」字和「子」字，笔划造型差异大，似乎是来自不同的铅版。
到了民国时期，商务印刷馆持续出版教科书。如 1915 年，可以见到初等小学校《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》第三册。在字体的部分，相对于 1908 年《国文教科书》的个性感， 1915 年的字体排列整齐，匡限在纵长方形里。
笔划造型也平实许多，起笔处不会设计特别强烈的尖角，而是采用较钝的笔划，有如书法的藏锋用笔。甚至两个「间」和「早」字，结构几乎一致，除了开口处的差异外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，不像上图的「皂」与「子」字，一看就有极大的差异。
似乎可以说，这个时期的楷体更规范、标准化了。这或许和 1909 年，商务印书馆成功创设「楷书体」字模有关。
商务印书馆与教科书字体
然而，商务印书馆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，为什么有条件印教科书呢？
商务印书馆设立于 1897 年的上海，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赞助成立。早期以翻译英语教材为主，在新教育运动逐渐萌芽后，收购日本人开设的修文印刷所、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，于 1902 年正式开设印刷所、编译所及发行所。 [5]
张元济（ 1867 – 1959 ）在担任编译所长的任内，延请了众多知名学者、专家加入，并系统化地制订编辑出版计划，教科书事业因而展开。像 1903 年出版的《最新教科书》，是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，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而后几年间出版的小、中学教科书，更让商务印书馆持续在教育界发挥影响力。 [6]
试想当时的人会怎么看待「商务印书馆」，它资金充裕、广纳人才、技术成熟、体制健全、又能准确嗅出当代需求，堪称印刷界的巨头，其他机构怎么比得上呢？
翻阅其他机构出版的教科书，很快会发现它们与商务印书馆的差异。像是上海新学会社于 1917 年出版的地理教科书《第一简明地理启蒙》，字体明显较圆润，转折和收笔处都采用圆笔，而排版以及句读方式，也令人想起宋朝以来的历代刻本，在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年代，算是一种相对传统的设计。
在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中，也能一窥这种书写感较强的印刷字体风格。行距适中、字距却极小，不仅两字相连，甚至还有字内相连的情形，如「于」字末两笔。
而且各笔划也未做规范，光是一个捺笔，在短短的篇幅中就能找到「交」、「路」、「东」至少三种不同的写法。如果拿同一个字来比较，如两个「商」字，更能看到他们的架构和笔划设计都有颇大的差异。
这或许和土山湾印书馆主营西文出版，较少经营中文排版有关。它的历史要追溯到 1849 年天主教巴黎耶稣会士成立的孤儿院，为了协助院童习得手艺，方于 1867 年成立印刷所，印制天主教的用品和经书，因而奠定了坚实的欧文印刷基础。
本于法国天主教会背景，土家湾印书馆所出版的教科书大多提供教会学校使用，广纳各国知识，让中外学生都能学习[7]，所以下图中才会看到如此特别的排版。左页是中文、右页上方是读音、下方则是法文，左右两页分开印刷，最后才一起装订，以这种略带违和感的方式拼装东、西个世界，相当有趣。
从馆阁体到标楷体
从上面的四本教科书里，仿佛能嗅出某种时代转换的氛围。二十世纪初期上海设计界有如中继站，接起了字体的两端－清末馆阁体到二十世纪末标楷体。上海新学会社和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的出版品，较近于以《钦定四库全书》为代表的馆阁体，而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，则较近于标楷体。
但还是有个疑问，凭什么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品，会影响到标楷体呢？
这和商务印书馆戮力经营教科书事业有关。二十世纪初期的教科书市场并非一家垄断，而是各出版社百家争鸣，因此每当政府颁布新的规章，身为出版商的他们总是迅速回应，在 1905 – 1931 年间就改版了十五次，以求在市场上生存。 [8] 1947 年更于台湾设立分馆，以再版迁台前的出版品与教科书为主营事业。 [9]
这种与官方相关，予人「标准」印象的出版品，源自上海、流向台湾，不难想像他们成为教育部制定「标准字体」时的想像来源，犹如标楷体的基因一般潜伏其中。
教育部与标楷体
标楷体的某些笔划与商务印书馆不同，是因为标楷体基于教育部的规定做了调整。把商务印书馆的楷体和标楷体相较，最显著的差异就是「日」部件，不论「日」、「间」、「早」，商务印书馆的中央横笔，都是连左不连右，但标楷体却将两边相连，甚至左上角的开口也连起来了，完全封闭整个空间。
只要去查教育部《常用国字标准字体教学指引》的通则，就会看到第三十六条明定：「凡框中的横笔皆轻触左右边笔。」因此横笔才会如此调整。也许你觉得教育部很武断，随意订定出这些枝微末节，但事实上，这是统合了文字学、书法、美术、印刷、电脑各界专家的意见，才定义出的严谨字型标准！
可以看看通则第二十三条，一定会对定义之精详感到讶异：「凡『匚』（ㄈㄤ）部与『匸』（ㄒㄧ ˋ）部字写法二分，前者右下折笔为方笔，后者右下折笔为圆笔。篆文前者象装东西的器具，归此部之字，义多与此有关，如：『匝』、『匡』、『匠』、 『匪』、『匣』、『匡』、『匮』 等字；后者篆文象有所隐藏的样子，归此部之字亦多与此义有关，如：『匹』、『医』、『匿』、『区』、『匽』、『匾』等字，同此结构者类推，如‥ 『甚』字亦为圆笔。」
再看分则的部分，像「龟」这种笔顺极为复杂的字，教育部还提供了教学指示，教导如何在书写时保持「乌龟」的形象：「中左象龟脚形，上下各作横折、横…中右框中作一撇、一顿点，象龟壳形状…」[10]，制定之用心值得称许！
关于字体美学与字型设计面的更多讨论，详见我们另一篇文章〈令人讨厌的標楷体的一生〉。justfont 也参与了美感教科书计划，针对「教科书字体」与其排印规范提出了建议。详见〈教科书字体选用指南〉
小结：该如何思考「标楷体」？
去年底，SMuhammad15在 “WomenTalk”板发表〈标楷体真的会让人烦躁〉一文，激起了广大的回响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针对美丑抒发个人观感，只有少数人分享了使用经验，以字级大小、使用载体等客观条件去分析标楷体[11]。
我原先以为自己对标楷体很熟了，但看到这篇贴文，却发现自己除了「官方」、「公文」、「教育部」、「毛笔楷书」这几个关键词以外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因此才会开始查阅与标楷体相关的资料。
这篇文章只是初步尝试，主要聚焦于二十世纪初期采用楷体的教科书，透过分析相关字样与「馆阁体」及「标楷体」的异同，试图从字体设计的角度窥探时代变迁的氛围。此外，也用了一些教育部的规定，说明标楷体调整的原因。
期盼「标楷体」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价值，以及教育部研拟标准字体的严谨过程，能让我们在思考「标楷体」时，除了美丑之外，有更深入、多面向的关怀。
注
[1] 参钱存训着；刘拓、汪刘次昕译，《造纸与印刷》，台北市：台湾商务，1995，页177。
[2] 參芮哲非（Christopher A. Reed）著；Brooke Zhu、吴天凯、Meng Yan译，〈从木板印刷到机械时代：印刷文化、印刷商业及印刷资本主义〉，《古腾堡在上海》（Gutenberg in Shanghai）序文，2004。想探索今日的文化街，可以留意这边喔！
[3] 参姜庆共，〈二十世纪上海中文铅活字字体设计、铸制简表〉，《上海字记：百年汉字设计档案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，2014。以及何步云，〈中国活字小史〉，《活字印刷源流》，北京：印刷工业，1990，页78-80。关于「华文正楷」的创制时间，两书的年份记载有异，本文暂时采用前说。何步云的资料认为这套字体于1932年由陈履坦书，1934年周焕斌等刻字，并于1937年制成「华文正楷」。
[4] 周博，〈字体家国－汉文正楷与现代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〉，《美术研究》，2013年01期，页16-27。
[5] 參台湾商务印书馆。
[6] 参柳和城，〈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〉，《 济南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2年06期，页23-29。
[7] 参邹振环，〈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〉， 《安徽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0年03期，页1-4。土山湾印书馆的史料，目前收藏于土山湾博物馆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官网。
[8] 参王泛森，〈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〉，《思想》，第9期，台北市：联经，2008，页129。
[9] 同注5。
[10] 參曾荣汾，〈教育部标准字体研订的概况简介〉，《辞典学论文集：文字学学术研讨会》，1994，页101-102。
[11] 相关讨论见〈标楷体真的会让人烦躁〉。
